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原标题: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 扬州史可法路杨柳换法桐,烟台观海路银杏换白蜡,深圳罗湖区解放路砍伐迁移榕树......眼下正是植树季,一些城市出于消除安全隐患、提升道路品质等方面考虑,对行道树等绿化树木进行了更换。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绿化在选择树种时务必因地制宜、着眼长远。 据中央纪检监察报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仍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贪大求洋、盲目跟风、“高价买绿”等奢靡之风和形式主义迹象,应当引起重视。 “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在一些城市,“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一位从业近30年的园林工程师坦言,当前仍有一些地方不顾自身财力,一味铺摊子、求效果,把城市绿化项目搞得很豪华,突出表现就是“大树进城”:“一味求大求粗,想着"一夜成林""一夜成景",马上出效果,但大树移植过来存活率并不高,造价却非常高。” 据他介绍,华东某地级市市政广场的绿化便较为“夸张”,不少胸径三四十厘米的大树立在广场上,“从谷歌地图上都看得到”。更夸张的是,中部地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斥巨资修建广场,仅 6株双人合抱的银杏树就花费200多万元。“除了求大求粗,还有盲目跟风,别的地方种什么就跟着种什么,而且品种单一,容易导致病虫害大规模爆发。”园林专家举例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红叶石楠等灌木,就被大规模引进到西部高原城市,但植物适应性并不好。 湖北省随州市原风景园林管理局技术科科长张恒告诉记者,一些开发商将适合南方地区栽植的南洋杉、橡皮榕、龟背竹,引种到随州的小区当绿化植被,结果冬天未过已全部死亡,堪称“未富先奢”的铺张式绿化。 更有甚者,为迎接检查搞突击绿化、重复绿化。据相关人士透露,2015年以来,华东地区一条公路沿线大搞“绿化形象工程”,先后修整4次,投入1000多万元。每次建好、迎接完验收考核评选后,就要破土施工,或埋设供电、污水、自来水管道,或重新绿化种树,没有长期规划,只有重复建设,不仅加重基层工作负担,也严重浪费财政资源。 “总体而言,城市绿化目前更加注重实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副院长陈世品说,一是重植树、轻管护,有些城市因为赶工程临时调集树苗,工程结束后没有及时移交给管护部门,导致树苗死亡率高;二是乡土树种利用少,过于注重视觉效果强烈的外来植物,缺少适应性评估;三是城市建设中古树缺少有效保护,有的即使采取了保护措施,实施过程中也打了折扣,使保护流于形式。 破坏生态环境,影响文化传承城市绿化中的形式主义危害不可小觑。除“南橘北枳”、存活率低下以及重复建设、浪费资金资源外,以“大树进城”为代表的大树移植还对城乡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等带来严重影响。 据介绍,“大树”泛指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15厘米以上(或高度在6米以上)的常绿乔木、冠幅在3米以上(或高度4米以上)的灌木,或者树龄超过一定年份的“古树”和“古桩盆景”,以及一些名贵大树。而“大树进城”通常指从城市的边缘地区、远离城市的乡野农村或森林里,采挖一定规格大树栽植到城市的行为。 记者注意到,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17年编著的《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中,移植大树、古树被认为既劳民伤财更破坏生态:“ 为提高存活率,工程技术人员不得不对移栽的大树、古树实施大手术(重修剪)……还会因为挖大树坑、带大土球以及开辟专门的运输通道等措施而严重破坏原生地的植被群落,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破坏。”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龙岳林曾专门对华中地区“大树进城”的影响进行评价研究。据他介绍,盲目移植大树一方面破坏了树木原生环境和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原生地水土流失、土壤理化性质改变、调节小气候功能减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危害,削弱乡村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移植到城市中的大树与栽植正常的苗木相比,长势更弱,吸碳放氧等生态功能明显降低。 “不仅如此,乡土树种由于土生土长,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对病虫害有一定的免疫作用,而城市移植的大树来自全国各地,容易带来新的病虫害风险。”龙岳林说,大树被运到异地,对周围环境系统的免疫力减弱,沉睡在树干当中的虫卵、病菌会迅速爆发,造成生物风险。 更为“简单粗暴”的影响则是: 一段时间内,由于城市绿化大量采用大树移植,不少地方出现乱采乱挖树木、毁林毁地的严重情况。此外,大树移植还对树源地文化传承带来影响。《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古树名木和大树是城市生态环境、风貌特征、历史印记、文化传承与民众情感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古树具有“活文物、活化石”的珍贵价值,应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予以重点保护。 “树木与当地的地域历史文化有着深深的关联,当生长于乡村或山林的大树被移走后,撕裂了树源地村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具有本土气息的文明标志,不利于文化传承。”龙岳林告诉记者。 唯上是从、监督缺位是症结所在形式主义往往与官僚主义交织。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唯上是从”思想,过于看重领导意见甚至揣测领导喜好,从而影响树种选择。 一些地方园林部门负责人透露,有的时候,地方领导在会议上对城市绿化提要求,会讲到其他城市绿化景观效果好,“要向他们学习”,等等。其他人听到后,就会揣测是不是领导喜欢那个城市所栽树种,还被写入会议纪要。这样一来,那个城市的树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本地绿化的重要选项。即便领导去工地视察,随口一说“这个地方种棵柳树不错”,有关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也会认真考虑“领导意见”。 也有专家告诉记者,城市绿化工作涉及规划、城建、财政、环保、园林、林业等多个部门,很难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决策过程中,专业力量、监督力量参与较少,往往是有关方面“一家独大”,相应的工程管理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这就导致有的地方“怎么炫怎么来,可以种10厘米粗的偏种20厘米”。 监督缺位在助长形式主义问题的同时,也为腐败滋生提供了便利。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林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福荣为例,这位博士后副局长、正高级园林工程师长期以他人名义承包、租赁土地,经营多个苗圃,挂靠多家园林绿化企业承包绿化工程,以“绿色”之名谋“黑色”腐败。 据办案人员介绍,李福荣通过借用和挂靠多家有资质的园林绿化公司,以密切关系人的名义在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和乌兰察布市等地,共承揽园林绿化项目18个,工程造价1.8亿余元,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参与经营绿化工程,攫取高额利益5000余万元。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在项目信息获得、施工企业推荐、招标投标环节、工程项目验收、专项资金拨付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和帮助。 适地适树,让城市绿化取得实实在在成效针对城市绿化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等问题,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应坚持生态优先,实现从追求绿化的数量、规模到追求绿化的质量、效益上转变,切实转变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模式;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地方特色,综合考虑绿化的经济性、适宜性、可靠性,而不是照搬照抄、简单复制外地经验。 “城市绿化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绿化设施必须与当地环境相协调,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孙向阳表示,个别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迷恋名贵树种“高价买绿”,正是因为没有尊重自然规律,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作出了错误决策。 孙向阳认为,城市绿化应尽量选择乡土树种,因为乡土树种是千万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更能适应当地环境;应坚持适地适树原则,充分了解种植地的土壤特性和局部小气候,以便安排适应品种;除特殊工程外,应尽量安排幼龄苗木,因为处于幼龄的苗木适应性相对较强,可以很早地适应城市环境,利于后期的生长发育。 陈世品同样认为,城市种树要讲究科学规律,要大力加强城市绿化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保障绿化规范的有效实施,不搞形式主义,让技术规程在执行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加强树木的适应性评估,尊重和正确对待每个树种的生长特性需要。 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例如,针对大树移植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出台《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明确提出禁止大规模移植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在15厘米以上的常绿乔木以及高度超过6米的针叶树;原国家林业局也曾修订《造林技术规程》,明确规定一亩以上成片造林不宜使用胸径5厘米以上的树木,有效遏制了移植天然大树进城的行为。 有效管住资金同样是防范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建议,出台重点工程的监督管理办法,在工程招标、施工监督、苗木进场、资金拨付、资料归档等环节加强监督管理,严控廉政风险,进一步推进政务信息公开透明。 受访专家亦指出,针对城市绿化中的突出问题,相关部门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最大限度压缩权力“任性”空间。与此同时,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着力发现和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坚决惩治腐败,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中马又一大项目重启,总值约2270亿元******原标题:中马又一大项目重启,总值约2270亿元【文/观察者网 谷智轩】 “大马城项目,将对马来西亚希望参与的‘一带一路’倡议做出重大贡献。” 19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宣布重启一个中资参与、开发总值1400亿林吉特(约合2266亿人民币)的项目。 马哈蒂尔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大马城项目是城市规划的“开拓者”,重启该项目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中马双边关系。下周,他将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视频截图:马哈蒂尔在19日的记者会上“将对马来西亚城市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据马来西亚《星报》19日报道,马哈蒂尔表示,其政府对此前被搁置的大马城项目“改变了立场”。 “预计该项目将对马来西亚的城市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他说,“它将吸引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和财富500强企业。” 至于项目的细节,马哈蒂尔表示,最初的开发计划有变动,现在将包括10,000套经济适用房以及一个人民公园,本地人将参与整个建设,并优先使用当地的建材。 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马哈蒂尔当天指出,许多人的印象是大马城由中国公司承包,但其实马来西亚公司在投资中占了60%,中国公司只占24%。 此外,据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报道,马哈蒂尔还特别提到了阿里巴巴和华为,表示这两家中国科技巨头“表现出兴趣”在大马城项目中建立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心。
视频截图:大马城项目规划模型中国新闻网2016年报道提及,大马城是当时吉隆坡中心区域单一最大、未开发的完整地块,该项目占地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40万平方米。 2015年12月31日,中国中铁和马来西亚依海控股有限公司组成的联营体与马来西亚一马发展公司签署《股权买卖协议》,成功收购了一马公司旗下大马城项目60%股权。 不过据《联合早报》消息,2017年5月,马来西亚财政部突然宣布,一马发展公司出售大马城60%股权的交易告吹,项目也被暂停。 “应在促进和巩固马中关系的大背景下考虑”对于大马城项目的重启,香港《南华早报》援引马来西亚当地政治分析师的话称,此举显示出马哈蒂尔的务实精神,以及对中资参与项目态度的转变,他有意维护马来西亚和该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双边关系。 马哈蒂尔本人19日也说,“大马城项目,应在促进和巩固马中长期双边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同时确保为国家带来最大的经济价值。” 本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马哈蒂尔届时将出席。 在19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马哈蒂尔日前接受媒体采访,在回答怎么看中国的问题时他表示,我们与中国有近2000年的关系,中国从没有来征服我们。他同时说,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陆慷回应表示,“我们赞赏马哈蒂尔总理上述表态。中方始终致力于发展中马友好关系。今年是中马建交45周年,马哈蒂尔总理下周也将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我们愿以此为契机,延续传统友好,加强高层往来,共商‘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中马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正如马哈蒂尔总理所讲,中方一直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新时期中方向世界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目的是为了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我们将办好下周的高峰论坛,凝聚各方共识,唱响和平、合作、发展主旋律。”陆慷补充道。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韩媒:解决与高通纠纷后 苹果将对三星展开“5G追击”******原标题:韩媒:解决与高通纠纷后 苹果将对三星展开“5G追击” 参考消息网4月21日报道韩国媒体称,美国“信息技术(IT)巨头企业”之间30万亿韩元(100韩元约合0.6元人民币)规模的专利诉讼在庭审第一天戏剧性地达成协议。苹果和高通16日(当地时间)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家公司就专利诉讼达成了协议,决定取消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法律诉讼。” 韩国《东亚日报》4月18日报道称,至此,两家公司的专利纠纷画上了句号。有人预测,苹果最快将在今年内推出首款搭载高通5G调制解调器芯片的5G版本iPhone。 报道称,全球电子业界的解释是,代表美国的两家IT公司为了不在新开的5G市场落后于竞争对手,选择了“和解”,而不是“悬崖决战”。三星电子本月初在世界上首次推出“Galaxy S10 5G”机型,率先进入5G市场,苹果的危机感达到了高潮。 报道指出,有分析认为,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日强硬要求抢占5G市场的情况下,美国公司之间不能继续争斗的氛围也产生了影响。韩国电子业界相关人士解释说:“特朗普总统连日来不断发出‘必须在5G竞争中取得胜利’的信息,所以两家公司也不得不尽快达成协议。” 据报道,实际上,当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联邦法院进行的庭审在辩论开始几个小时后就达成了协议。虽然具体金额及合约条件尚未公开,但据悉,苹果决定一次性向高通支付一定金额的专利费,双方已就签署“延长两年”选项的6年授权合同达成一致。此次协议自2019年4月1日起生效。 报道认为,通过此次协议,高通将维持现有的技术使用费收益模式,并重新确保高端智能手机行业的巨头苹果成为公司旗下客户。 报道称,从2011年开始一直在iPhone上使用高通芯片的苹果于2017年与高通展开专利纷争,并在去年推出的iPhone最新机型上使用了英特尔芯片。不过,随着本月初5G市场的正式开启,苹果也不再游刃有余。目前,能够制造5G调制解调器芯片的公司只有高通、三星电子和中国企业华为,而英特尔的研发依然处于停滞状态。 报道指出,英特尔公司的5G调制解调器芯片开发起步较晚,与高通的纷争也持续时间较长,外界一直担心苹果会不会在新开启的5G版手机中处于落后位置。此外,华为16日还公开提议“有意向苹果提供5G芯片”。 报道称,在高通与苹果当天达成协议后,英特尔随即宣布,将退出5G智能手机调制解调器业务,专注于5G网络业务。有猜测称,美国国防部等政府部门是否出面说服高通和苹果之间达成协议。《今日美国报》解读称,“高通和苹果在适应新时代,引领5G创新方面应该可以更加积极应对。” 报道指出,另一方面,分析人士认为,苹果比预期更快进入5G市场,对三星电子等厂商来说也并非坏事。韩国通信业界相关人士解释称:“只有‘玩家’迅速增加,市场才会随之迅速扩大。如果继三星电子之后苹果加入进来,全球通信公司的投资也会增加,消费者也会增加,这将成为停滞的智能手机市场新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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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中国高考“最惨”的6个省,一本分数读二本,一分干掉上千人!******原标题:盘点中国高考“最惨”的6个省,一本分数读二本,一分干掉上千人!12年寒窗苦读,高考作为一种公平的考试制度,作为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每年都有近千万莘莘学子为之奋斗,砥砺前行,千辛万苦翻越山头,追求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都知道,全国高考的试卷有很多种,全国卷是大多数省份采用的,而少部分省份则会根据自身教育状况自主命题,这是目前中国高考地域差异的一部分,因此在招生人数与录取分数线上,每个省也会有所差别。中国高考“最惨”的6个省,学习压力大,考生“叫苦连天”。
河南是生源大省,每年的考生是一些省市的十几倍,作为高考人口大省,河南的优质大学只有河南大学和郑州大学,因此河南的考生在本地竞争激烈,压力非常大,在其他省能上 二本的分数,在本省却只能上专科;而外省大学在河南招生的名额也不多,这就导致河南考生的竞争压力要比其他省份的大很多。不少考生都感叹:学习压力大,这都是命啊!河南高考难,主要还是人口多录取率低的原因。河南考生直言:每年近90万考生,80万只能去读大专。可见竞争之激烈。
河北虽然生源没有河南、四川那么多,但是无论是经历还是教育河北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而且唯一一所属于河北的211大学居然还不在省内!而是意外地置在天津。大量的优秀人才外流,和河南同样的卷子分数线却不一样,真是心疼这对兄弟省份。
山东也是一个高考大省,数据显示2018年,山东考生为68万左右,竞争也是不小的!而且,山东的考试卷难度也相对大,录取分数线居高不下,这几方面的因素,都让考生想上一个好大学都压力倍增!山东省内虽然有5所211高校,其中包含4所985,但奈何“211和985”的录取率一直不高,假如你的分数正好是一本分数线,报本地一本大学是很难被录取的,只能退而求其次。
江苏的高考人数与其他生源大省比起来不算多,但与它的政策有关,它的竞争从初中就开始了。而且江苏还有小高考,堪称变态。江苏高考采取3+2的模式,高考计算三门主科的分数,所以高考总分是比较低的,竞争更是激烈了。而此外两门选修,等级要是没有达到A,想上一所好大学,也是很困难的!江苏高考的数学由于难到极点,一直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这无疑增加了江苏考生的压力!因此,江苏高考也被称为国内最坑高考。
四川也是生源大省,高校数量相比河南要好很多,省内有5所211高校,其中包含2所985,但本一上线率却远低于周边省份,往东看直辖市,往西看有自治区,都有政策优惠,只有四川泪流满面,本一率比河南还低,虽然近几年有很多二本院校在一本线上招生,一本率数据比以前好看了不少,但是考生压力大,一本率不高仍是硬伤。
安徽省也是高考大省,2018年安徽省985高校录取率全国倒数第一。压力之下,催生了类似毛坦厂中学这样的严格高中,学生们的压力可谓之大。中国科技大学,是安徽省内的985高校,但其录取分数不亚于清华北大,这种高录取分数线,低招生人数,真是苦了安徽考生!以上是在高考中最吃亏的六个省份,还有四个省份分别是广西、山西、湖北、江西。这几个省份在高考中的吃亏程度不比前六大高考吃亏省,但是也存在各方面的吃亏因素,比如人口数量大、高考改革政策的要求、以及作为自治区在高考中不占优势都是这几个省份在高考中吃亏的原因。
一个地区的高考难度有多大,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1、报考人数。报考人数越多,竞争相对越激烈。2、招生计划。每年都会有招生计划的调整优化,增加高考难度较大省份的录取率;高校招生时,会向省内考生提供更多的名额,高等教育发达的省市,考生将有更多的机会;3、各批次录取率。综合报考人数、招生计划等情况,录取率是高考难易最直观的一种体现。在一定意义上,每个地区的考生所面临的情况不同,所制定的升学政策也不同,有些事情是我不能改变的,我们只能选择好好努力来建设自己的家乡。声明:本文内容素材综合来源于网络,转载请注明,本平台尊重版权,文章仅作分享学习,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管理员删除。更多高考资讯请关注微信:高中学生指南(gzxxzn)
西安财经大学正式揭牌 校领导:将迎来全新的历史阶段******原标题:西安财经大学正式揭牌 校领导:将迎来全新的历史阶段经教育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西安财经学院更名为西安财经大学,4月20日上午,西安财经大学正式揭牌。4月20日,陕西省唯一的一所财经类高等院校——西安财经大学举办“创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工作推进会”暨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上,陕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董小龙宣读了《教育部关于同意西安财经学院更名为西安财经大学的函》。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高阳宣读《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西安财经学院更名为西安财经大学的通知》。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文兼武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方光华为西安财经大学揭牌。
西安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杨涛在致辞中表示,学校更名为大学后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学校的发展进入高平台、驶入快车道。学校将以更名为新起点,紧紧围绕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财经大学的目标,深入实施“质量立校、人才兴校、科研强校”发展战略,立足陕西,服务行业,面向西部,辐射全国,积极提升内涵,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努力谱写学校事业发展宏伟新篇章。
据了解,西安财经大学肇始于1952年,2001年,由陕西经贸学院和西安统计学院合并组建西安财经学院。2010年,国家统计局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建西安财经学院。2018年,经教育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西安财经学院更名为西安财经大学。学校如今已发展成为以经济管理为主,凸显统计学、财政学、会计学等优势学科和特色,文、法、理、工、艺相互支撑的财经类高等学府。目前,在校硕士研究生、本科生、留学生17000余人,专任教师1000余人。学校拥有5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6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4个省级重点学科,统计学为陕西省一流学科,12个省级一流专业。来源:华商报监制:康乐群责编:姚永杰编辑:Summer